倡行今韵，正路一条

——驳《为什么诗词的所谓“新声韵”是一条歧路》

彤星

　　最近，友人传来一篇讲座文稿《为什么诗词的“新声韵”是一条歧路》，作者是曾少立先生。他说：“我还没有看到哪位平水韵的主张者，能够痛快淋漓地驳倒新韵的主张者。以前网上有个《关于传承历史文化、反对诗词“声韵改革”的联合声明（笔者按：不是声明，而是宣言）》……实际上也没把问题说透。”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说的理由就能“痛快淋漓地驳倒新声韵”。但在笔者看来，曾先生所说的理由并没有什么新意，不过是《宣言》里一些说辞的重复或旧有老调的重弹。

　　先看维护平水韵的理由。《宣言》说：“《平水韵》始终不是一种活在口头或曾经活在口头的现实语音，而是一种拟合的、长期保持恒定的‘书面语音’。”曾先生则说：平水韵“是一个凝固化的音声体系。实质上它是一种书面的拟音体系”；“它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，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可以具体发音的‘平水音’这么个东西。”请看，这两种说法何其相似！

　　笔者在《声韵改革不容否定——驳一篇所谓的宣言》(见《中华诗词》年第6期)一文中就指出：“平水韵并不是一部韵书的名称，而是一种分韵体系。它的源头是隋人陆法言编撰的《切韵》。《切韵》是适应隋王朝统一后文化上需要全国统一的正音标准而出现的。”它实际是陆法言对二十年前由他父亲陆爽召集、有学者型官员刘臻、颜之推、卢思道、萧该等八人参加的关于编写新韵书的讨论所作记录的整理，时在隋文帝仁寿元年（年）。很难想象，《切韵》的编者和那些参与讨论的官员不是根据现实的口语语音来审音立韵，而是凭空“拟音”。《切韵》被唐朝采用，并略加修订而定为官韵，即《唐韵》。所以，王力先生说:“这种韵书，在唐代，和口语还是基本一致的；依照韵书押韵，也是比较合理的。”（《诗词格律》，中华书局，年12月第2版）《切韵》是韵书，实际也是字典，它对每个韵字都有注音，用的是“反切”，如东字的反切是“都笼”，和今天的读音一样。所谓平水韵“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”的说法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。

　　再看否定普通话的理由。《宣言》说：“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、民族融合、大迁移、外来文化的冲击，以及其他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，都可能造成现实语音的重大变化，现代科技则是一柄双刃剑，它可以使语音的传播更加迅疾，同时也可以使语音的改变更加迅疾。没有任何理由相信，我们今天的普通话，会是我们民族从此一成不变的终极语音或不再发生变化的语音。我国任何一种大的方言，都存在成为普通话的潜在可能性。”曾先生则说：“现在普通话的普及，是借助了现代传播技术这个利器……但是，现代传播技术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，它能迅速地将一种语音普及到全国，也能将一种语言颠覆，而以另一种语言取而代之。粤语对很多人来说够难的了吧。可是，如果因某种原因首都迁到广州，政府宣布以粤语为新的普通话。一夜之间，广播、电视开始以粤语播音，全国粤语培训班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狂轰乱炸。我想不出十年，顶多二十年一代人，粤语这种新的普通话，全国人民都会说了。这个改变的成本，从巩固统治的角度来说，应该是不大的。”你看，二者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认同，对普通话必变的预见，何其一致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，约六千年前就有了文字。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汉语既有变化性，又有继承性（延续性），而普通话就是汉语发展的现代结果。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，也是联合国的通用语之一；它已上了国家《宪法》和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使用普通话已成为我国公民的权利。目前，普通话的普及率已达百分之七十，到年将基本普及。有法可依、规范齐备的普通话是建设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软实力。在这样自觉使用普通话的时代，语言仍要发展，如新词汇的出现，新的语法功能的形成，某些字音的变更等等。但就语言三要素的基本词汇、基本语法和语音系统来说，将是长远稳定的，不可能发生“颠覆”性变化。因为普通话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命脉所在，我们会更加自觉地加以维护和保卫。它只能越发展越丰富、越精彩，伴随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。应当看到并重视新技术（如网络）对语言生活的影响。国家已从维护汉语的健康发展出发，依法采取了相应的对策。实践证明，新技术（如网络）起到了丰富汉语词汇的作用，其负面影响也存在，但是可以管控的，根本起不到“颠覆”作用。对普通话能起到“颠覆”作用的，只有推翻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如曾先生所说的出现“首都迁到广州”的改朝换代，也就是《宣言》所说的“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”。笔者认为，这只能是痴人说梦。当代中国，从语言生活的主流现实来看，就是普通话的世界。曾先生所谓“诗词的声律不能与现实语音挂钩”的论断，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虚假命题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是闭着眼睛说瞎话。

　　《宣言》说“‘声韵改革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极不负责任”。曾先生则说：“前人的诗词遗产决定了不能采用取消入声的新声韵。”请看，二者在一唱一和，以继承文学传统，具体来说就是继承诗词遗产为由，反对新声韵。其实，这是反对新声韵的老生常谈。

　　新声韵的倡行者从来没有否认古典诗词是宝贵的文学遗产，并主张继承发扬其中饱含的优良传统。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对待诗词的格律上。

　　诗词一讲押韵（韵律），二讲协调平仄（声律），这是诗词最主要的两个格律要求。韵和平仄（声调）属于语音，是要通过具体的语音（音节）表现出来的。平仄协调可以增强诗句的节奏感，押韵可以“构成声音回环的美”（王力语）。由此可见，声韵律构成了诗词的音乐美，成为诗词的一大艺术特征。这是一份优秀遗产，是诗词的精华之一，也可称为一种国粹。毫无疑问，对这份遗产是要继承和光大的。声韵律实际上是对汉语语音的合理运用。唐初定型的近体诗采用《切韵》为押韵取声的标准，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。因为它基本符合现实的口语语音。《切韵》经过唐、宋、金的几次修订，最后形成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。这些修订只是韵目的增减分合，并没有改变《切韵》的语音系统，可以说平水韵是《切韵》的归宿。所以唐人的近体诗是符合平水韵的。问题是“宋代以后，语音变化较大，诗人们仍然依照韵书来押韵，那就变为不合理的了。今天我们如果写旧诗自然不一定要依照韵书来押韵的”（王力《诗词格律》）。当今，谁能否认平水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普通话语音这样一个事实？既然如此，声韵改革的提出，新声韵的实行，就是顺理成章，理所当然的。用新声韵（今韵，普通话声韵）取代旧声韵（古韵，反映中古语音系统的平水韵）是历史发展的结果，是诗词格律的要求。

　　近体诗的声韵律，即押韵和协调平仄的规则，是一回事，用哪种语音作为押韵取声的标准又是一回事，前者可以恒定不变，而后者是要与时俱进的，完全可以变更的。宋人作词，同样遵行声韵律，却对平水韵有所突破，如东与冬，江与阳，真与文、元（半），寒与元（半）、删、先，萧与肴、豪，庚与青、蒸实行通用（通押）。这是因为词起于民间，文人写词也多采用口语的结果。这就证明平水韵已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当时的语音实际。当然，从总体上看，所谓词韵仍属平水韵。曲是词之余，好多曲牌与词牌不但名字相同，谱也一样。元人作曲，也遵行声韵律，却抛开了平水韵，而采用《中原音韵》。因为元代汉语语音出现了更大变化，即“平分阴阳，入派三声”。这里的“入派三声”不是周德清硬把入声分派到平、上、去三声中，而是现实的中原音已经没有了入声，旧有的入声字已变读为阴平、阳平和上、去声，他不过是按现实的读音把入声字做了新的排位。元曲的平声是阴平和阳平，仄声是上声和去声，没有了入声，丝毫没有影响元曲的音乐美。当代诗词继续采用平水韵，用普通话读来往往出现音韵不谐、平仄失调的问题，这就有损诗词的音乐美。例证俯拾即是，不举了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用新声韵，别无办法。这是对传统格律的继承和光大。

　　平水韵确实属于历史文化，它对诗歌的繁荣发展起过积极作用。我们今天学习古典诗词时也要了解它，特别是要弄通诗词格律，更要通晓它。但这种了解和通晓仅仅是为了欣赏古代诗词、学习诗词格律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使用。这就是倡今知古。现在谁能完整地读出《切韵》的读音？我们读古典诗词，只能读成普通话语音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古典诗词的领悟，正如我们读《诗经》，也只能用普通话读，而不能用上古语音读一样。平水韵并不是诗词格律的本质。把“隔断和消解历史文化”的罪名和拒绝对“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”的指责加于新声韵是毫无根据的。

　　《宣言》说新声韵“割断了与海外的文化纽带”。曾先生则说新声韵“阻碍了大陆与其他华人地区的交流”。你看，两者又在一唱一随。不可否认，汉语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。但这文化影响的根是在中国。现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，只能使用普通话，孔子学院只能推介普通话；至于汉学家研究平水韵那又是一回事。新加坡是华人较多的国家，已推广普通话，使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简化汉字。诗词使用新声韵，海外华人也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。即使不赞成也没关系，他们可以仍用旧韵。因为新声韵的倡行者并不反对有人继续使用旧声韵，可以双轨并行，让人民大众做出评判和选择。至于同海外诗人的唱和，既可以步原韵，也可不步韵，要在真情实感，不在声韵。现在，我国与海外的文化联系，包括与华人地区的交流，空前紧密频繁，并没有因声韵改革而是受到“阻碍”。

　　曾先生说：“入声是一个特殊的声韵，对表达激越的情绪有特殊的效果。词中诸如《忆秦娥》《满江红》《声声慢》《念奴娇》等十多个常用词牌》例押入声”，新声韵把“押入声韵的词牌一例改为押去声韵（笔者按：这是曲解，应是押上声韵、去声韵或上去声通押）”，这样会“影响对激越情绪的表达”。这不过是寓真先生“有些词牌，如《满江红》《念奴娇》用入声韵已成定式”，“只有用入声韵才能写出那种铜琶铁板式的豪放、雄亢的气势来”（见《中华诗词》年第8期）这种老调的重弹。批驳这种不实之词的文章已有不少，发在《中华诗词》上的有笔者的《也谈所谓定式》（年第3期）、尹贤的《满江红完全可以不用入声韵》（年第7期）。这里不得不再说几句。诗韵也好，词韵也好，只是一种语音，是音乐美的载体，只起美听的作用。至于作品的思想情绪如何（包括昂扬激越、平静安详、欢快乐观、愁苦低沉等等），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语言表达出来的，与押什么样的韵（即平声韵、上去声韵、入声韵）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是基本的文学常识。例如，同样是《满江红》词牌，同样用入声韵，岳飞写出了“怒发冲冠”的激烈，周邦彦写出了“昼日移阴”的柔婉。李清照那首《声声慢》（寻寻觅觅）用的也是入声韵，表达了“激越的情绪吗”？戴复古的《满江红·赤壁怀古》用的是上、去声韵，却表现了豪放劲健的情绪。今天，我们已读不出入声来，所谓入声的“特殊的效果”、“特殊的韵味”谁能体会到呢？请读这首诗：“顷刻八千里，长空展银翼。为觅江南春，却望天山雪。”（载《中华诗词》年第11期）谁能读出“翼”和“雪”的入声来？只能读作yì和xuě，已毫无韵味。请再读孔祥元的《满江红·观油画狼牙山五壮士》（载尹贤编著《新韵诗词曲选评》，作家出版社，年12月）：

立地擎天，好一组英雄雕像。矗立在狼牙山顶，亿民心上。昔日烽烟虽已灭，当年豪气依然壮。问缘何，岁月渐遥深，眸犹亮。

看华夏，清波漾；观世界，风雷荡。见东洋魑魅，又掀浊浪。罪史重修翻铁案，妖神屡拜摇幡幛。告儿孙，旧耻要常温，休都忘！

　　这里用的是新声韵，押的是去声韵，不是照样写出了“激越的情绪”吗？

　　曾先生“痛快淋漓”的一大篇讲话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呢？笔者觉得，那一大段关于“诗词的音声表达是吟诵”的说教大概是吧。不过几乎全是言不及义的废话。吟诵当然是“诗词的音声表达”，但不是“诗词的音声表达”的唯一，念读、朗诵、歌唱都是“诗词的音声表达”。这些表达方式与诗词采用新声韵还是旧声韵根本没什么关系。曾先生所说的“平长仄短入更短”的处理，不过是吟诵的一种方法，但把这种方法说成是不会误用入声字的“奥妙”所在，就玄虚得离谱了。古人是如何记住入声字的，笔者不敢妄说，但知道今人主要是靠死记硬背，其次是寻规律、找窍门。外语都能学好，记住千八百个古入声字，完全办得到。须知只有记住古入声字，说得全面点，只有熟悉平水韵，才能按“平长仄短入更短”的方法吟诵的。舍此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是没用的。

　　新韵之行不过三十来年，却不断受到习惯力量的围追堵截。但每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。新韵诗词不可阻遏地登上了当代诗坛。第二届华夏诗词奖评奖以来不断有作品获奖（包括一等奖）就是明证。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，倡行新韵是诗词自身的艺术要求，是时代的需要，是诗词创作的一条正路，一条光明之路。

王同兴，笔名彤星。男，年生于黑龙江宁安。曾任鹤岗市文联主席。现为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楹联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，鹤岗市诗词楹联协会主席。著有《彤星诗稿》《晚得斋吟稿》《诗词声韵谈》等。获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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